我们的婚姻《我们的婚姻》：她们衣食无忧，为何还会感到生活如此艰难？

《我们的婚姻》聚焦的是几位富裕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。她们生活在一线城市上海，拥有优秀的教育经历，从事着高收入的金融工作，在寸土寸金的地段住着市值千万的房子。
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应该是“站在金字塔”顶端的人，但透过剧情，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她们面对工作与生活的矛盾、家庭与事业的平衡时，那种无法两全的无奈和疲惫感。

为何她们衣食无忧，面对生活，却依然艰难？

一、沈慧星：现实无法承接摇滚精神

女主角沈慧星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金融系，因为意外怀孕，一毕业就做了全职妈妈，6年来全力辅佐丈夫盛江川、照顾女儿盛糖。丈夫的事业发展也顺风顺水，成为了金融界知名的金牌投资人，收入水涨船高，全家也搬到了寸土寸金的金融街居住。

很多女性可能就此选择相夫教子，一直做全职妈妈。但沈慧星不是，她是个有摇滚精神的女性，从来不曾在全职妈妈的身份中迷失，不曾放弃自我成长。她早已决定在女儿6岁上小学的时候出去工作。

首先站出来发对的是她的丈夫盛江川。在他看来，是自己凭一己之力让家庭实现了阶层跃升，丈夫的自我膨胀更刺激了沈慧星，让她加速回归职场。

一个有6年断档期的妈妈回归职场并不容易，在多次碰壁之后，还是靠着朋友的熟人关系才谋得一份实习生的职位。但后来她才知道，与工作后的煎熬相比，求职期的波折根本不算什么困难。

工作之后，女儿的大部分照看工作只能交给阿姨，找个好阿姨并不比找个好老公容易，而且陪读、游玩这些本该由她亲自上阵的时间，亲子时间也被她没日没夜没周末的加班大大压缩。寄希望于爸爸能分担，多年习惯了有后援支持、在家里做甩手掌柜的盛江川，对这种忽然加重的“家庭任务”怨声载道。无法沟通的夫妻二人甚至走到了离婚的边缘。

在二人的冲突中，沈慧星痛陈道：“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成功，那个人一定是你；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要回归家庭，那个人一定是我。”道出当代女性在面临家庭和事业冲突时的困境。

《哈佛商业评论》曾经指出，在超时工作的文化中，男人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的“工作狂”，虽然他们也会对自己无法拥有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感到失意和焦虑，但那是一个成功男人应该付出和承担的代价，是“必要的牺牲”，终将获得丰厚回报，是个人接受、社会期许甚至企业鼓励的。对女性来说，却要在“工作-家庭平衡”的框架中，被期待将家庭放在首位，其次才是工作。

这种框架在剧中无处不在，盛江川工作、出差时从来没想过女儿怎样安排，而沈慧星却每天到该接女儿的时间就“心跳加速、心神恍惚、极度焦虑”，唯恐没有安排好事情导致无人接女儿。

最后，沈慧星找到工作家庭平衡的好办法了吗？并没有。好在编剧慈悲，让懵懂了多年的盛江川在离婚的边缘开了窍，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，学会了承担本该承担的家庭事务，似乎未来可以有更好的期待。

但这种转变，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又有多少呢？

二、董思佳：身份互换，但想法没换

与全职妈妈相反，董思佳是“全勤妈妈”，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，全情投入工作，也是一位年轻的金牌投资人。她不为孩子请一天假的底气，来自于她有一位把全部时间都放在家庭上的丈夫李宇文。

李宇文是历史系的高材生，工作收入远不及做金融的董思佳，于是选择放弃工作，做一位全职爸爸。

有这样坚强的“后盾”，董思佳的职场搏杀本应全无后顾之忧，但是她却承受着“丈夫不工作”的心理压力。这让她陷入了左右互搏的矛盾。一方面，丈夫全职照顾家庭，对她工作大有助力；另一方面，以父母、同事为代表的社会意见，却一直告诉她“男人一直在家里带孩子、不工作，不是事儿”。

倘若是一位男性，有一位全职太太，他不仅不会感到压力，甚至还会感到光荣：“看，我多有本事，养得起家！”但作为女性，董思佳却没有那么自在，甚至会因此受到父母和竞争对手的攻击。

有一位高盛的高管选择辞职做全职爸爸，却发现中国社会对全职爸爸的宽容度远没有全职妈妈高，他撰文指出：“一位女性选择做全职妈妈，别人会说她真关心孩子，而一位男性选择做全职爸爸，别人可能会说他真没出息。”

费孝通曾经研究过养育制度，指出我们将性别作为分工的直接标准，这种方式将女性束缚为养育的第一责任人时，也把男性捆绑在事业上，性别标签既束缚了女性也束缚了男性。

董思佳作为家有“全职爸爸”的受益者，却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对家庭分工的刻板印象。甚至在某些程度上，她比盛江川这种传统男性更为固执，她想要丈夫工作带来体面，却又想让他的工作别太忙，有时间照顾孩子。

既要有要的结果，可能是什么都要不到。

三、蒋静：自欺欺人的自洽无法圆满

蒋静是一位全职妈妈，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心满意足，从来没想过要回归职场。当年怀孕后经历的职场霸凌让她心有余悸，沈慧星要工作，她也是力陈职场对于妈妈们的不友好。

对于全职妈妈的身份，蒋静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，就是“要把老公当成老板”，伺候老公所受的苦和累，与职场伺候老板相比，实在是轻巧太多了。

蒋静秉持的这套价值观，却在老公肆无忌惮的一次次出轨中，被踏得粉碎。老公甚至懒得向她解释，所有的背叛只不过是“逢场作戏”，而逢场作戏是为了给家里挣钱。在这种男人的逻辑中，只要自己是挣钱回来的人，妻子应该容忍所有。

社会学家奥加德的论著《回归家庭？》中指出，“为了孩子”是全职妈妈们口中离职的原因，母职是离职后的首要身份。但奥加德敏锐地指出，母职的背后“微妙而深刻地隐藏着妻子的故事”。实际上，离开职场，回到家庭，既是她们作为母亲的选择，也是作为妻子的选择——为了满足丈夫高要求、长时间的工作需求，支持他们的事业发展。

但这种牺牲，很多时候并不被男性所认可，传统的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家庭模式中，意味着不平等的分工。这让蒋静的老公可以一次次践踏她的尊严和底线，这种随意妄为让家庭不再是爱巢和避风港。

多年脱离社会的蒋静想要获得子女的监护权，就是劳累和昂贵的成长之路，问题是她有能力有勇气走上这条路吗？

四、黎小田：无法与自身匹配的生活便是困境

作为四人中唯一一个不在婚姻围城内挣扎的独立女性，黎小田的生活看起来让人无比艳羡。下了班所有的时间都交给自己，赚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身上，不需要为谁负责，只要精致地过每一天。简直是独立女性的模板。

城市里到处是单身的人，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，广东、上海、浙江、北京的1人户占比最高。而1人户占比越高，就说明单身率越高。造成高单身率的，是城市里就业机会更多。黎小田年薪百万，是她单身潇洒的物质基础。

但潇洒背后背后却是母亲日复一日的催婚，还有同事不会当面讲但却背后却传小话说她“单身久了变态”。

事实上，在人口迁移、城市女多男少的大背景下，城市生活中遇到心动对象难度不低，而一位女性选择在大城市一直单身下去，也就说明她根本不想依靠丈夫过生活。但在传统观念中，一个人不结婚，会被看作是失败的、悲剧的。即便在城市中，那些退出婚姻大路、踏上偏僻小路的女性，也仍然被认为是另类。

黎小田值得拥有与她匹配的、更好的生活，但生活却无法快速成长。

盛江川说，人生就像耍杂技你不可能接住所有的球，必须分清楚哪些是橡胶球，哪些是水晶球。

生活的难度在于，我们往往很难分辨哪些球是像皮球、哪些球是水晶球，而即使分辨清楚，我们的能力也无法让我们接住所有的球。

而对于女性而言，生活这场的杂耍的难度越来越高，我们该如何接球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