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端《它不是幻想，它只是日常。》

我对这剧谈不上喜欢或讨厌，除了它在一些剧情安排上降智的槽点外，我的着眼点其实更在于它在“虚构”与“现实”间来回穿梭的复杂性。

这个故事并非完全悬浮的、另一时空的，而是充斥着普通人的骨骼和血肉的。它对每个车上乘客经历的讲述，尽管是作为推理套路中常见的烟雾弹的功用而存在，却也同时完成了当今国产剧紧缺的对底层的着墨和关切。

它所具备的“虚构”色彩无需过多阐述，这也是本剧引发关注的起点：用“循环”的方式让人物一遍遍重复回到相同的场景，有一次次机会试错。这样的设定显而易见地区别于现实，也让许多观众在观剧之初对本剧的预想是轻松奇幻的，是主角运用超能力拯救世界的。它也确实在结尾处以普遍意义上的“happy ending”作了了结，避免了更大悲剧的发生。

然而随着剧情展开，观众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，“虚构“仅是包裹着这个故事的外壳，是它吸引眼球的载体。这个故事的内核是现实主义的，是沉重的、难以直视的，是一出结构性的悲剧，甚至于对许多人来说，是一种日常。

有冤屈的，得不到正视的，求告无门的人，该选择怎么活？有人在内耗中折磨自己，变成疯子傻子，潦倒苟且或结束生命。亦有人把这恨转移向他者，无差别地红了眼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剧中的陶映红即是后者。在丈夫选择了接受赔偿协议后仍苦苦追问，在丈夫新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已决定向前看时她说“我放不下”，然后她成了众人眼中偏执的疯子，然后她成了穷途末路的罪犯。

为什么我说这样的故事对一些人来说是日常？几年前，我在学校的社会实践中做过几个月的法律援助。坦白讲，我们的援助能力非常有限，因为大家都只是本科生，又是免费公益，因此并不会有太多真的需要打官司的人来寻求帮助。我们接待的最多的，其实是来北京上访的人，他们四处奔波求告，不放过任何一线生机，所以我们的援助也被他们视作可能的曙光。我们接待过的人来自天南海北，无一例外地拥有长长的故事，有时一个下午可能仅能接待一位当事人。他们大多衣着简陋，拎着布袋，里面是厚厚的、已经被翻过无数次的材料。

我记得一位山东来的阿姨，她几年前来过我们提供援助的地方，当时的申诉材料我们的指导老师还帮她写了一些。几年后她再出现时，老师还是记得她。她讲述几年间的遭遇，具体的案情我已经记忆模糊，只记得她说出来上访的几年家人都不支持，回去老家时一切都变了样子，房子也被兄弟变卖，她身上的衣服还是法院的法官好心送的。

还有一位陕西来的大伯，为他儿子二十年前的工伤赔偿奔走，因为始终没有落实到位。儿子终身残疾，而他年纪已经越来越大，担心自己走后儿子失去保障。他到来时，正值某场会议召开，北京层层戒备。像他这样多年“缠访”者当地早有记录，他在北京下车的第一时间就有人“接”了他，并请他喝茶。

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，许许多多这样的人，假如没有做这份工作，他们的遭遇对我来说也像是“虚构”的，也像是平行时空中的产物。然而一沓沓材料，一遍遍追寻放在眼前的时候，它们变成了遥远的日常。

面对他们，我们能提供什么呢，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无力，剧中的李诗晴也一样有这种无力，当她觉得在「注定的结局」前无解的时候。后来我发现，也许倾听已经可以作为慰藉。就像李诗晴用一次循环的机会给西瓜老伯慰藉一样，尽管明知几分钟后就要赴死，也仍然告诉他他的儿子很想他，他的西瓜很甜。

对我来说，《开端》的内核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。当然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大多不会像陶映红一般疯狂，他们大多只停留在自己的苦难中，而无力将苦难转嫁他人。默默地吞咽苦，品尝苦，咀嚼苦，不知道为什么的苦，只想求个答案的苦，放不下走不出就囚禁一生的苦。

电视剧将导致夫妇二人疯狂的矛盾重心放在了“网暴”上，媒体和网民变成甚至更恶于性侵犯者的作恶者，当然不可否认这些的作恶程度，但它也巧妙地回避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。这也类似于刘学州悲剧中批判对象的选取问题，不展开了。

我觉得这部剧在镣铐之内，已经尽力地提供了一些关怀，尽管它们似乎被娱乐化的宣传掩盖了。